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论文 »

试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
---------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

王学孟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人权、都离不开人权，但我们需要的人权却时刻面临国家权利的威胁，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另一种制约性力量来消除这种威胁。本文仅在行政法领域做一点设想，既建立官告民的制度来约束这种威胁。以下对这一制度做初步探讨：
一、官告民制度的设计宗旨。
一切权力都公开或隐蔽地含有毒药。
—H•A，别尔嘉耶夫
如果你想保护人权，你就必须限制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并且确保这种权力受到持续的监督。
——托马斯•弗莱纳
在此引用上面两句话是为了引出本论题的宗旨，既最大限度地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保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无论是行政法理论的控权论、管理论还是平衡理论，都把行政主体看作是抽象的执法者，很少考虑到行政执法过程中代表国家执法的个人，或把执法人员都推定为善良人或是一种工具，认为他们会严格依法办案。理论上的完美没有忽视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个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行政执法者的违法行为（不是滥用权力，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其被赋予的权力）没有打破完美的理论，但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不得不规范或是约束行政执法者。看看下面的例子，我们会更加认识到约束行政执法者的必要性。
例一：据《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一名警察的新戚（一无业人员）有一天到白沙中学强占正在上体育课的操场，被教师刘少屯制止。可该警察却为了替他的亲戚出这口气，以显示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于是就在1994年1月18日将刘少屯抓走，用烟头烫其额部，用警棍插入口中电击，以“流氓头子”罪名劳教3年。刘从1995年起告状3年，到1997年6月劳动教养期限届满时法院才审理，到1998年3月才做出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判决。不知这种劳动教养决定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做出的？这样的例子一个也许不足说明问题，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举上几个例子。
二 ．官告民的制度模式。
1、官告民制度针对的行政行为范围。司法审查的建立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是效率。我们可以在不打破原有制度设计的前提下营造一个“特区”，既官告民制度主要针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原来的程序处理。并且这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针对的是公民个人，这样设计的理由以后再探讨。
2、法院里另设法庭专门负责官告民的行政案件，这一法庭有别于原来的行政法庭，它是为官告民而设立，可以起名为司法审查法庭。
行政主体在作出一项行政行为之后制作一副本移交司法审查法庭。
3、撤销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不服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拒绝执行。
4、行政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5、法院进行审判。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合法，则具体行政行为就立即撤消。如果违法，那么法院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6、对没有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法院有义务进行审查，对有问题的有权提出司法建议。
7、官告民诉讼的启动。在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经公民提出官告民的请求，行政执法必须中止执行，除非紧急情况，官告民的司法审查立即启动。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人员不立即中止执法并启动诉讼，那么执法人员就必须负法律责任。
8、官告民的例外。应急行政行为可以在执行之后，行政相对人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9、为了关照行政执法的效率，司法审查必须具有效率。
10、诉讼费用由国家负担。

三．官告民制度的优越性。
（一）、完成公务员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理性回归。
公务员作为自然人，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求，这是一种本能，我们不去褒贬它，但是要建立一种制度来约束公务员以次来防范他利用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现行理论模式、制度模式过分依赖和依重国家权力，即把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设想成理性的，没有出现武断专横滥用权力的可能。单向性的强调行政特权和行政效率，突出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特征，行政权力的运用容易陷入失控的状态，这与行政民主、法治原则并不相符。将公民的个人权益完全淹没于社会公共利益中，使行政相对方的独立自主性无以立足，自主发展更没有可能。
（二）、树立司法的权威，优化诉讼制度。
官告民的制度很容易地把行政控制在司法领域，使人们能够更加积极地依赖法院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上级政府或是某个比较清廉的官员、或是某个更爱参天百姓的国家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公民积极地行使手中的权利，执法人员更加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机构及其公务员都相信法律的权威。
（三）、充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也称司法审查制度，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言下之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的，可以提起诉讼。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认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违法或依申请才采取具体的行政措施，但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没有义务提起诉讼。这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把诉讼的成本都抛给了行政相对人。
官告民的制度充分解决了上述存在的逻辑和理论上的混乱。如果政府认为公民违法了，它有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自己再违法一次之后让公民提起诉讼。
四．官告民制度对现行理论和制度的挑战
（一）、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事实上是否合法，在未经有权机关确立违法或撤销之前，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必须予以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不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它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即承认行政主体合法，行政程序合法。事实上的合法与否，需要经过法院判决来实现。
（二）、对执行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指已经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不承认事实合法性，所以行政行为的执行是待定的，只有经法院判决认为其合法有效才能执行了。
（三）、对行政复议的挑战，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官告民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疑义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需经过行政复议。
（四）、对行政诉讼法的挑战，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一方是行政主体，而原告一方是行政相对人，而官告民制度则与此正好相反，两者相比，除了原被告地位变更和诉讼费用分担之外，其他制度可以保留。
五．官告民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来看，官告民的制度有其必要性。
行政权是在自己的领域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立法者推行了的某种法律价值，从而使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形态在行政权管辖范围内从观念层面转成为现实层面；司法权则通过纠纷的处理来维护立法者者所要推行的法律价值，这里我们看到，行政权是从自己的利益视角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来实施法律价值的，它自己并不是有能够使法律价值得到完整实现的天然合理性和自我证明性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外界权力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确认立法者所推行的法使价值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实现，这就需要这一外界权力在进行了这种审查活动中具有终结性的权威地位，否则，这一权力对政权的审查结论就会永远处于行政权随时可以生疑的境地，能使价值的维护权从何谈起呢？这也是司法权在维护法律价值经享有　性权威地位的原因所在。
（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必要改进。现行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把提起行政诉讼的义务加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头上，为提起司法审查，行政相对人要浪费许多财力、人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行政相对人赢得了官司，其权利其实以经无法得到救济，特别是精神方面，人格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
六、官告民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以来都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等同于司法，一级官僚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受本级司法机关的审查，此时，行政行为无疑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在这种体制下，要想行政行为得到进一步审查，得求助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因为上下级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这种审查其实相当于现代的行政复议，在古代社会官告民的体制没有生存的土壤，即使是民告官也缺乏发展的土壤。
现代国家推行司法独立，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国行政法都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允许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执法接受司法审查的理念被人们接受，并在司法活动中得到实现。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了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现在保护人权的运动风起云涌，不仅是一国内部的事情，而且成了全世界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在人权保护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它在外交上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会得到制裁。官告民的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它迎合了全世界掀起的保护人权的浪潮。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
一、加强领导干部普法教育的必要性
大家印象中，我们的普法工作似乎总是针对百姓而言的，尤其是针对农民，常常将文化素质和守法素质混为一谈。在各种普法大会上，领导干部多在台上正襟危坐、侃侃而论，老百姓则只有在台下聆听教诲；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看见一些领导前脚还在台上痛斥腐败，呼唤守法，后脚一出门就被纪检部门采取措施。更加荒唐的是，一些身陷囹圄的领导，痛苦流涕之余，还大大诉说自己犯法的原因是放松了学习、不懂法，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省部级高官，譬如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那么，究竟谁更需要普法呢？
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在新华网举办的“法制宣传教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网上座谈会回答了这一问题。在会上，司法部法制宣传司司长肖义舜表示，领导干部是普法工作的重点对象，第一是领导干部。第二是公务员。第三是青少年。第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第五是农民。领导干部占据普法工作第一位的位置，可以想见当下对领导干部普法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和各种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特殊阶段，法治是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手段和重要工具。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管理者、带头人，有很多事情是领导干部作出的决策，有很多决策是领导干部进行执行，所以他们手中的权力很大。要正确履行手中的权力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要依法办事就必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素质。这样来保证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行使手中的权力。如果他们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不强，即使个人用心良好，也可能在实际工作中损害群众利益，损害公平正义。如果他们违法用权，以权谋私，更会损害法律权威，危害群众利益，激化社会矛盾。因此，抓住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普法教育和依法用权中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加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已成当务之急。
但知法懂法只是第一层次的普法，更高层次的应当是守法护法。如果领导干部藐视法律，通过个人权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那就会对周边权力运作走向产生辐射性影响，法治氛围的建构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对领导干部的普法之所以最重要，还在于其行为代表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公权力的运行。更大的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监督的缺位，一些领导干部受到的外在约束力主要依靠自身法治素质来形成对依法办事理念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加强对这些公权力掌握者的普法宣传，以降低其违法的几率。
对领导干部的普法，同样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普法。领导干部知法懂法守法护法，才会尽最大可能让老百姓也同样如此。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里，公民愈是守法护法，公权力掌握者才愈能依法处理事务，公权力才能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有一群知法护法的领导干部群体，公众的知法护法才有保障，建构法治社会才不会成为空谈。否则，权力侵害法治就会成为普遍现象和通用规则，于是在法治的口号下，就可能是“潜规则”横行、法治规则没落，而真正的法治也就遥遥无期了。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认识偏差。领导干部普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当前，少数领导干部在普法活动中存在认识偏差，还不能彻底将思想观念转化到法治建设上来，嘴上大喊“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在全社会建立崇法氛围，要依法治国、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等口号，但思想上还或多或少残留封建社会“人治”思想。有的领导干部把普法工作看成是软任务，认为其他工作抓好了，看得见，摸得着。普法宣传工作没有硬指标，短期内不见成效，并且难以直接衡量，不用着急。因而把普法宣传工作当作可抓可不抓，可多抓也可少抓的事情看待，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二）方式单一老化。在普法形式上采取以会代训、自主学习或者不定期开展法制讲座、组织参加普法考试等传统方式，这种传统普法方式与实际工作联系不够密切，没有针对领导干部工作的特点（平日公务繁忙、应酬多等），开展有针对性的能激发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动力的有效普法宣传措施，普法只重形式而不求实效。老套的普法方式对应的普法后果便是领导干部学法形式化，学法时间挤不出，学法文章找人代笔，学法考试照着答案抄一抄等，普法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监督不力。主要表现在监督体制不全，监督渠道不畅，监督意识淡薄。国家在领导干部普法方面没有制定专门的法规，监督方面也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各级各地领导干部普法监督部门形形色色，有的专门由各级普法办监督，有的实行人大监督，有的综合组织、人事、宣传等部门进行监督等等。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各级各部门在进行普法监督中容易受到各种利益牵制的影响，因此在普法监督方面常常出现下级监督软化、自我监督淡化、同级监督弱化、上级监督虚化等监督着力点悬空现象，也就更加剧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形式化。
三、加强领导干部普法的保障措施
推动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要丰富普法方式，多组织诸如参与行政复议、旁听案件审理之类的实践教学，多采取典型案例、视频课件等生动教学方式；必须切实解决监督不力的问题，既在立法层面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又要建立刚性的考核机制，运用纪律和组织等手段督促领导干部“真学、善用、坚守”。
（一）立法上保障。在立法层面上有关部门不妨出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监督奖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从源头上保障对领导干部普法的规范化、程序化，打好领导干部率先尊法维权的牢固基石，树立起全社会崇尚法治、维护法治的良好风尚。同时，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普法教育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机制，着重抓好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分级考试考核制度的落实，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注重对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能力的考查，把学法用法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和任免、奖励、晋升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领导学法用法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形式上保障。在学法形式上各部门可根据各自工作实际，结合新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聘请专家学者为广大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开设法制专题讲座。还可以依托各级党校开展集中培训，围绕改革发展大局，充分利用党校的有利资源，举办法律知识培训班，增强广大公务员和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同时安排领导干部通过网络平台查看典型案例、视频课件、法律法规等内容，参与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进行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旁听、参观监狱感受服刑人员生活等具体实践活动，促发领导干部遵法学法守法的自觉性，争做知法懂法依法办事的表率。通过普及法学理论和参与具体法治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高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监督上保障。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监督方面不妨建立起刚性机制，逐步建立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把法治内容纳入干部考评体系范畴。年初，各级领导干部根据各自的工作生活实际制定学法用法计划，并上报相关部门，年终开展学法用法述职总结。期间，由人大、组织、人事、宣传、法制教育等部门不定期对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和组织培训情况进行跟踪记录或抽查，并将抽查、考核情况记入档案，对法律意识不强、法律素质不高、违法违纪行为屡有发生的人员一律不予提拔；对任前法律考试不合格人员，原则上不予任用；对在学法用法抽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职人员轻则通报批评，重则调离岗位，从机制上保障学法用法与领导干部任免挂钩。领导干部学法的根本是为了用法，为了真正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落到实处，人大、组织、人事、宣传、法制教育等部门还可以通过设立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力举报箱，由广大干群对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情况进行监督，力争从根本上预防少数领导干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凌驾于法律之上等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损害法律权威的问题。
今年起，我国将实施“六五普法”规划，以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推动普法工作，促进全民法制意识和水平的提高，普法必将结出更多社会和谐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