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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曾说过：“司法程序的公正与合法是正义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国家建立司法制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这一窗口，给与每一个公民以公正的关怀，对每一个人的权益给与同等的关注。” 马克思曾指出：“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笔者认为，不能期冀于司法者毫无偏私，不会犯错，应通过程序规范制度的运行，规制司法者的行为，通过审执分立、完善救济体系、检察监督介入等，防止财产保全制度出现司法偏差。

　　一、启动：须依当事人申请

　　财产保全的功能应该是“私权实现保障”, 从本质上说是保障当事人私权的实现，当事人具有处分权，因此，财产保全程序的启动与否应以当事人是否申请为前提，法院不应以职权主动开启。另考察域外立法例，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将财产保全界定为当事人的一种请求权，保全的裁定和保全的执行必须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 笔者认为，公权力不宜过多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财产保全的启动必须依当事人的申请，这符合“私权自治”原则，也可以淡化法院的职权主义色彩。但法官负有释明义务，可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发放《财产保全风险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关财产保全的内容、目的、程序、期限和错误保全的法律后果，以帮助权利人明确不当保全的风险，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承办法官可实时再向当事人阐明财产保全制度，征询当事人意见，由当事人决定是否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二、审查：确立形式审查标准

　　对保全申请的审查，包括形式审查标准与实质审查标准。形式审查，即只要申请人提出了在其诉请的金额范围内的保全申请，且提供了足额的担保，法院即可受理。实质审查，即对保全申请进行一定程度的实体审查,从申请人能否胜诉,是否会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害,以及是否存在可能导致判决难以执行等方面予以严格审查。笔者认为，实质审查可以有效防止或减少错误保全的发生，但是标准模糊，而且过于苛刻，难以操作，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执行混乱。防止错误保全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财产保全毕竟不同于实体权利的裁定，在极短时间内必须作出裁定，否则丧失了保全的良机，从实践中发现错误保全的概率极低，而且可以在制度上对错误保全予以及时矫正，如设立复议、上诉制度，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也可以通过申请人担保得以弥补，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利益平衡不能僵化理解，平衡不是对等，应强调的是一种获得程序保障、程序救济的公平对待。在申请财产保全时,债权人只要提供了初步的证明材料或提供了足额的担保，法官审查后即可启动保全程序。

　　三、条件：保全担保与担保解除

　　现行规定申请人申请保全提供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担保，门槛高，不尽合理，加重了申请人的负担，因为即使保全错误，造成的损失往往远低于申请保全的金额，因此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适当比例的现金担保，或提供信用担保，面对信用担保主体条件的差异及审查的难度，可以推行诉讼保全担保公司制度， 实现从实质性财产担保向信用担保的转化。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担保解除的规定过于简单、模糊，不便操作，建议予以细化，可依保全标的不同，分为金钱请求（或可转化为金钱请求的诉讼请求）和特定标的物请求，对于金钱请求，被申请提供符合条件的担保，必须予以解除，对该条件应该予以明晰并加以限制，基本的原则是被申请人所提供的担保实现的难度大于保全财产的，除申请人同意外，不能解除保全措施。 而对特定标的物请求，除申请人同意外，不得解除保全措施。因为像民事纠纷中一些特定的标的物，往往赋予了超乎财物本身之外的象征意义，申请人只能从特定标的物才能满足自身诉求，故非申请人同意，一般不得解除保全措施。

　　四、分立：保全裁定与裁定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由审判庭负责保全裁定的执行，减少了向执行机构移送和执行机构审查的环节，满足保全程序“迅捷性”的要求，但是无疑又回到了“审执合一”的旧思路，也与当前执行机构改革的趋势不符。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保全裁定执行的实效性，还是从执行体制改革的趋势来说，保全裁决权应由立案庭行使，由执行机构负责实施。 审判与执行工作具有不同的特点，故工作方式及专业素质的要求很大差异。执行机构在长期的执行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是审判部门无法比拟的。作如上设计，一方面可以提高执行的实效，另一方面也可以回避在保全工作中审理法官与被申请人人之间冲突，消弭两者之间不应有的对立、抵触情绪，增强当事人对裁决的信服感及认同感，维护司法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对于分立可能造成的审执脱节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法院工作的内部管理和提高法官的责任心等方法来保障。

　　五、救济：确立有限上诉制度

　　目前，我国财产保全制度中，程序性救济权利体系不够健全，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保全复议制度。但过于简单，当事人不能充分有效参与到救济程序中，且复议制度只是自我纠错机制，缺乏上诉救济，使得当事人程序保障权利虚无。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都规定当事人对于假扣押、假处分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抗告，这有利于给予当事人以完整的法律保障。鉴于财产保全制度中当事人权益的平衡，应规定在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法院应及时将保全事项告知被申请人，一时裁定书难以送达的，可以通过电话、捎口信等各种便捷方式迅速告知被申请人已采取保全措施及相应救济程序。程序设计上可采用复议加上诉的组合方式，对保全裁定不服，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原审法院提出复议申请，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就驳回保全请求、保全异议和撤销保全的裁定提起上诉。

　　六、监督：检察机关适度介入

　　目前关于检、法间就监督范围、适度的争论抑或是博弈引发广泛关注，在执行、财产保全中检察机关可否监督，学界及司法界展开广泛的讨论，笔者认为有些所谓的理论问题，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利益或权力的博弈。自我纠错或内部监督机制毕竟有其先天的缺陷，检察机关在法律框架内适度介入，可以规制财产保全制度的运行，应该不存在理论或逻辑障碍，关键如何健全监督的机制和保障监督的实效。检察机关如何介入财产保全，如何监督，应通过健全机制予以细化明晰，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文本或口号层面，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展开。
法官在调解中的自我保护

　 杨春雷


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化解民事纠纷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调解，能够更好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葛，降低诉讼成本，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调解工作日益得到法官的重视。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存在着当事人恶意串通，通过调解规避法律、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情况。如果不界定案件性质或对调解合法性审查不够,而盲目地进行调解,则必然会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对法官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法官不但要做好调解工作，而且还要学会自我保护，避免因调解不当而陷入被动。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法官要在调解中学会自我保护，应当熟练掌握并遵循以下法律原则和方法：
　一、调解自愿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调解是审判程序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无论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法官征求当事人意见，询问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或愿意进行和解已经成为必经的法律程序。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调解自愿原则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一是调解程序的启动上必须是当事人自愿。法官不得强迫当事人启动调解，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法官都不得进行调解。实践中，有的法官为了迫使当事人调解，将案件长期搁置不审，甚至超越审限，这种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调解，违背了调解自愿原则，是非常不可取的；二是调解的内容必须自愿。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确定的调解内容，法官不得再对其进行干涉或改变。严格遵守调解自愿原则，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性和法官的中立地位。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从而避免因过分强调调解而导致当事人对法官的合理怀疑。
二、调解合法性原则
如前所述，法官在调解过程当中应当处于中立地位，但法律还要求法官在调解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必须对调解合法性进行审查。归纳起来，调解合法性原则包括程序合法与实体合法两个方面。
在调解程序合法中，法官负有依职权主持调解，保证调解程序合法的责任。其主要职能就是为当事人提供进行自由协商的机会，并保障这种自由的实现。如果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利用自身强势，胁迫对方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进行调解，法官就要主动干预，中断不正常的调解，以实现保障诉讼公正的职能。法官在保障程序合法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调解程序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表现形式、调解文书效力、调解内容执行等诸多规定进行。
在调解实体合法中，法官需依职权审查双方达成调解的内容，一方面审查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公平自愿；另一方面审查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否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或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等。法官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后出具的调解书，不仅仅是对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意见的确认，还代表了法院对调解内容合法性的确认。审判实践中，有一些案件当事人利用诉讼，通过调解损害他人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某继承案件中原、被告串通，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通过调解达到排除他人合法继承权；又如某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通过调解拖延还款时间，转移财产而损害贷款人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法官对调解合法性的审查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案件能否调解的界定
对案件能否调解进行界定，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审判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这一程序。如一起案件中，甲公司因开发房产缺少资金就向乙公司违规贷款，为规避公司之间不得拆借资金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就签订房屋回购合同，约定房屋买卖的同时，又约定一定时间内高额回购，高出的这一部分款项就是借款利息，这就属于利用合法形式达到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法官如果仅审查合同的表面文字，就不能判断出合同的无效，依此调解，则使非法拆借资金的行为合法化；又如某土地承包纠纷中，原告请求解除合同，被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后双方在变更承包费的前提下同意进行调解。法官在对合同审查时，发现原告根本没有发包权，合同应当为无效合同，如果调解，则必然损害集体或公共利益。结合以上两个案例，笔者认为，法官在调解中首先要界定哪些案件可以调解，哪些不能调解。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审判实践，不能适用调解程序的案件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适用特别程序审理5种案件；二是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督促程序的案件；三是确认之诉的案件，如确认合同效力、确认婚姻或身份关系案件；四是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前几类都较好理解，其中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则主要是指超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围，无效民事行为中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以及损害公序良俗的案件，这类案件一旦调解，会使不法当事人利用法院的合法调解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最终损害公平正义的法律秩序，从而影响了法官或法院的社会形象。因此法官应当严格界定不可调解案件的范围，尤其对于那些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不得随意进行调解。法官在调解时一定要注意了解案件的背景和调解内容可能涉及的相关利益，注意在保护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时，又不损害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最终达到既化解矛盾、又维护法律秩序的良好社会效果。
四、避免因陈述观点引发投诉的方法
由于法官具有裁判权，处于中立的地位，所以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有倾向性的调解意见或对案件胜败的分析，会使当事人对其产生未判先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的错觉或合理怀疑，从而导致当事人对法官提出回避、投诉等现象的发生。这对法官继续主持调解工作，甚至继续审理案件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笔者建议：首先，法官应当先履行开庭或调查程序，按照正常的步骤来走，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待庭审之后，再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果同意，再履行调解程序。这样做，会加深当事人对法官中立、公正的印象，后续的调解工作也就顺其自然的展开。如果未开庭法官就动员调解，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必然会使当事人觉得很不舒服，会产生前文所述的合理怀疑，不便于调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次，在调解之前，法官应当先对当事人予以释明，表明自己在调解中的观点都是建议性的，不影响裁判，调解的目的仅是为了更好地化解双方的矛盾，节约双方诉讼成本。法官在调解前应当向当事人声明“这一程序不同于审判，你们将依自己的意思行使处分权，我在此程序中不会作出对你们有拘束力的决定，陈述观点不影响判决的结果，我只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在此强调我的发言不表明判决的观点，只是与你们共同分析，找出争议焦点、诉讼可能出现风险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帮助你们有效地协商并希望能够最终达成调解”；最后，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可以分析争议焦点、继续诉讼可能面临的风险，在涉及判决结果时应当尽量避免解答。另外，法官应当确保其调解中的言行不影响判决，并且在调解过程中也不凭借拥有的裁判权对调解施加影响。

（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