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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关依职权注销个体工商户的思考

卫勇


　　由于法律对个体工商户财产与经营者财产没有严格区分，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对个体工商户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此，歇业、有效期届满、重新登记、换照、转让等情形的个体经营者不办理注销登记并不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其主动申请注销登记的为数极少。同时，个体工商户不主动办理注销手续的情况，相关法律法规在对其如何处理也无具体、明确、可操作规定。另一方面，因对依职权注销登记认识上的偏差，只有北京、南京、厦门等少数工商机关依职权注销（亦称强制注销）登记的工作。这种现象不仅导致部门登记数据库数据严重失真，造成部门行政资源的严重浪费，进而造成市场主体数据统计严重失真，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分析和领导决策的准确性。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进行深入的研究，规制相关立法，结合部分地方先行先试的实践，解决这一市场主体强制退出的问题。　　

一、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法理分析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一）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二）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四）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五）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行政许可法》第四章“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对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及需要变更和延续行政许可事项的，均规定应由申请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申请进行审查，作出决定。但对注销的规定，却放在第六章“监督检查”中，且没有规定所有的注销必须由申请人提出申请。从上述诸项规定，被许可人已经死亡或者实施消极的行为一般不可能再实施积极的行为申请注销。那只能由许可关系中的许可人主动为之，即以国家权力主动介入，此时此行政行为的种类一般不再称为行政许可，进而转化为行政监督。从法条“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的立法语言中，本身也就包含了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进行的行政行为，或者说对上述情形的处理更多的包含了行政机关依职权主动进行的行政行为，依申请而为的行政行为处于次要地位。因此，任何把注销这一许可看作是单一的仅仅可以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都是片面的，也是违背法律逻辑的，注销还可以是依职权的行政行为。
　　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 个体工商户歇业、自行停业、逾期不验照且无正当理由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缴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应予以注销。《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十七条规定，根据《条例》第十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个体工商户逾期不办理验照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收缴其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异地经营的个体工商户逾期不办理验照手续的，由经营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收缴其营业执照及其副本，并退回原登记的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从《条例》看，收缴了执照的个体工商户一般也不可能主动申请注销，“应予以注销”的主体只能是登记机关；从《细则》看，异地经营不验照，经营地登记机关收缴退回的个体工商户明确规定由原登记机关注销，此种规定情形，已经是典型的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因此，依职权注销个体工商户也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由于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依职权注销也是符合对这一市场主体进行行政监管的行政成本的经济分析的价值取向。 根据《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手续。（一）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二）个体工商户登记依法被撤销或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被吊销的；（三）因不可抗力导致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其他情形。其参照了《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作出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许可的特别规定。从此看，可以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个体工商户执照没有有效期，这和个体工商户执照上载明的有效期矛盾，二是依然没有明确《条例》）及其《细则》关于依职权主动注销具体的规定。
　　关于依职权注销的许可，其他法律或者管理部门根据行政许可法或者之前的规定一般都有具体规定，譬如，婚姻登记、出入境登记、机动车登记、土地登记、海域使用登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工商部门的商标注册登记，《商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满前六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宽展期满仍未提出申请的，注销其注册商标。工商机关可结合个体工商户生存周期研究，合理规定个体工商户有效期（5年或者4年，目前4年的规定比较适宜），并参照商标法立法规定，实行宽展期的规定，宽展期满仍未提出延续申请或者验照申请的，直接公告注销其个体工商户。为什么其他部门可以依职权实施的注销登记行为，对工商部门来说却长期不能进入实行状态呢？

二、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法律风险

　　关于个体工商户的组织形式问题，《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在立法语言上使用了个体经济组织这一概念。《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二十七）完善企业组织制度。企业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公司制企业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制度。”，这一法规性文件明确了建立个体工商户的组织制度。《成都市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本办法所称企业包括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及社会活动的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对企业概念进行了扩大性解释，个体工商户也是企业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成都市企业登记并联审批办法》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等其他组织）登记适用本办法。”，个体工商户是一种组织形式，并且也包含在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之中。综述上述诸法，把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种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也有合理的一面，为今后立法规制法律责任进一步提供法理上的根据。
　　个体工商户只有独立的法律身份，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其不存在解散和清算的法定程序，目前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债权人请求的消灭时效。个体工商户作为个人投资从事经营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以个体工商户财产承担责任，个体工商户的财产不足承担时，以其经营者财产承担无限责任。这对个体工商户这一组织形式和投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进行区分是必要的，也是民事责任分担并最终由谁承担的前提，这也是上述论述个体工商户作为一种企业的特殊组织形式的原因之一。由于个体工商户有承担责任的最终主体经营者，所以其不主动注销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最终追究，只影响行政管理秩序，所以，在法律上投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不主动注销个体工商户，由登记机关强制注销，不仅具有行政合法性，亦具有行政合理性，其不仅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也是诚信社会建立的需要。因此，依职权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不存在行政过错上的法律风险，依职权按法定条件主动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对个体工商户也并无法律上的不利后果。

三、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主要情形

　　《条例》至今仍是个体工商户监管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条例及其细则对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条件和程序，并未作十分全面和具体规定。《个体工商户登记程序规定》第七条规定，“申请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应当提交下列文件：（一）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应当依法办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手续：（一）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二）个体工商户登记依法被撤销或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被吊销的；（三）因不可抗力导致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的；（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其他情形”。这两条很明确的规定了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的一个要件，即应当提交“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工商户注销登记申请书”。那么这个申请人应当是谁呢？当然是经营者。但事实上个体工商户经营存在着经营期间短、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很多外地来本地经营的经营者，以及本地的经营者，在因自身原因不能或者不愿经营下去的时候，往往并不主动到工商部门要求注销。因此，工商部门依职权注销上述个体工商户登记就显得十分必要。北京、南京、厦门等地工商部门就此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专门制定了依职权注销个体工商户登记的有关程序规范。
　　可以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形，根据《行政许可法》、《条例》、《细则》、《规定》的规定，上述工商部门列举了以下主要情形，可以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一）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三）个体工商户登记依法被撤销，或者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法被吊销的；（四）因不可抗力导致个体工商户无法经营超过六个月的；（五）逾期未办理年度验照手续且无正当理由的；（六）自行停业超过六个月的；（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其他情形。这些列举的情形更进一步接近行政许可法有关注销列举的情形，也更符合个体工商户监管管理的实际情况。

四、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工作程序

　　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应当遵循一定的工作程序。根据可以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的不同情形，也应区别规范，做到程序繁简有致，简明可行。一般依职权注销可按成批吊销个体工商户程序操作，部分情形可简于成批吊销个体工商户程序。通过调查取证核实（电子档案清理、实地调查核实）、公告督促注销、公告注销决定、公告送达决定后，在综合业务系统进行统一处理。
　　依职权注销的行政行为，是由于被许可人的不作为引起，即不按规定期间验照，或者不按规定申请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加之将验照列入行政许可而非行政监督，其可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用向相对人说明理由及告知救济权利，建议对符合法定情形的，可直接规定逾期未办理注销登记的，由原登记机关公告注销。
　　总之，工商部门依职权直接办理注销登记制度有立法规范，但是亟待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提升实践经验，细化操作程序，完善执法规则，从而有效的做好强制注销登记工作。




　　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实务部门，在具体办理刑事实案件过程中，还存在二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个是与计算机信息系统有关的案件定性错误概率大；另一个是非法集资的司法解释中，有一项规定的立法调研不够，容易出现定性错误，导致死刑判决引发广泛争议。这二个方面的问题具有普通性，实质都属于案件事实认识不清。
　　电脑是基于判断而运行的智能机器，早已成为客观事实。借助于电脑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人的意志和行为能够被编成电脑程序，电脑系统运行此种程序，意味着等同于一个电子代理人，它体现人的意志和行为。刑法学界的大佬们，受机器不能被骗的传统观念束缚，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严重影响了与电脑信息系统有关的一大批案件的正确处理，导致定性错误频繁发生，甚至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例如郝景文因错误定性被判处死刑，属于误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非法集资案的司法解释中，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之第一项规定存在重大缺陷，容易出现误判，使案件定性改变并产生致命错误。吴英案，曾成杰案引发广泛争议的根源就在于定性偏离了实际。
　　事实证明：仅有学法律的人执掌刑事司法，受知识面的限制，导致案件事实认识不清，定性错误率不会低于1%，甚至误杀都难以避免。

一、《高法公报案例》《刑事审判参考》第60号郝景文、郝景龙盗窃案
　　1998年6、7月间，郝景龙、郝景文因经济拮据，商议使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钱将自己使用的计算机与银行的计算机系统连接，侵入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市分行储蓄所网点的计算机系统盗窃。后郝景文多次到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分行数个储蓄所踩点，并购买了调制解调器2只，遥控玩具一只，郝景龙制作了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1998年8月下旬，郝景文在扬州郊区双桥乡双桥村王庄村以吕俊昌的名义租借房间1间，并在房屋内连接电话分机1部。1998年9月7日，郝景文以吕俊昌、王君等16个假名在白鹤储蓄所开立16个活期存款账户。其间郝景龙制作调试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并向郝景文传授安装方法。1998年9月22日凌晨，郝景文秘密潜入白鹤储蓄所，将郝景龙制作的部分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与该所计算机连接。当日上午9时许，郝景文窜至白鹤储蓄所，并与郝景龙联系，郝景龙指使郝景文打开侵入银行计算机系统装置的遥控开关。中午12时32分至12时42分，郝景龙在郝景文的租住房内操作计算机，分别向事前在白鹤储蓄所以吕俊昌、王君等假名开立的16个活期存款账户各输入存款4.5万元，共计人民币72万元。尔后，郝景文、郝景龙从中午12时50分至14时零6分，利用银行的通存通兑业务，在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市分行下设的多家储蓄所网点取款共计26万元。当两人窜至汶河储蓄所要求支取人民币4万元时，因该所工作人员向其索要身份证查验，两人惟恐慌罪行败露，遂逃回镇江市。郝景龙分得赃款13.5万元，郝景文分得赃款12.5万元。
　　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郝景文、郝景龙犯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两人犯盗窃罪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案例述评：此案定性为盗窃罪与客观事实不符，实为诈骗案。
　　银行计算机系统分为二个部分，一部分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ATM机和银行营业窗口的台式电脑，ATM机和窗口台式电脑都是终端；另一部分是大家看不见的银行服务器。一个省通常有许多个终端，但只有一台服务器，所有的终端都与服务器连接在一起，组成现代电子银行的电脑网络。
　　服务器与终端都是基于判断而运行的，与基于响应而运行的非智能机器（例如自动售货机）完全不同。决定服务器和终端如何运行的软件系统，是根据银行工作人员办理相关银行业务时的思维与行为进行设计的。银行管理者的意志被固化在电脑程序中，只要银行的电脑网络系统一开始工作，实际上执行的就是银行管理者的意志。银行电脑网络的运行程序，如果用流程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可以直接证明银行的电脑网络实际就是代表银行意志的电子代理人。关于ATM机代表银行意志的说法是正确的，是客观事实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银行一天当中有多少人存款？有多少人取款？各人存入或者取出多少金额？银行中没有任何人（包括窗口值班的柜员）知道，也不需要有人知道，因为有银行的电子代理人一清二楚就足够了。
　　服务器与终端是有明确分工的。终端负责收取存款和支付取款，传递客户存款、取款的请求；服务器授受请求后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返回给终端。无论是取款还是存款，没有服务器返回的指令，ATM机和柜员都不能收进客户的存款，也不会支付客户的取款。现代银行窗口的柜员蜕变为机器的数钱工具，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者。这一变化早已悄然无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可是许多人对此还缺乏认识，尤其是司法人员和法学家们，因此，在遇到相关案件时，无法认清案件事实，导致定性错误而铸成大错。
　　上述案例中郝景文、郝景龙采取的方法，其实质就是假冒白鹤储蓄所的终端和工作人员账号，向银行服务器发送存款请求，向以吕俊昌、王君等16个假名开设的银行账户中各存入存款4.5万元，共计72万元，银行服务器接受了请求后，误认为是白鹤储蓄所发送的请求，从而同意存款。这一过程完全等同于白鹤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在没有收到存款而在16个客户账户中存入了72万元一样。这一步操作完成后，不到下班时间不会被发现，于是当天下午两人利用存款账户可通存通兑的功能，到工商银行扬州分行下设的其他储蓄所成功取款二十六万元。
　　本案两人并没有破坏服务器的运行程序，所以工商银行扬州分行的服务器是正常工作的，这就意味着郝景文、郝景龙采取欺骗手段存入的每一笔存款和每一笔取款都是经过银行同意的，银行参与了郝景文、郝景龙存款和取款的全过程，故郝景文、郝景龙并不是秘密窃取，两人获得的每一笔取款，工商银行扬州分行都参与其中，并且是扬州分行同意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代表银行意志的电子代理人受骗上当的结果。
　　只要电脑程序没有破坏，这个程序又是银行设计的，那么运行起来一定是按照银行的意志进行的。郝景文、郝景龙只是利用了现有程序，那么可以确定两人的行为不可能是违背工商银行扬州分行的意志的。银行电脑运行的程序唯有重新设计，才有可能达到违背银行的意志的目的，构成盗窃罪。所以，认定郝景文、郝景龙违背扬州分行的意志而秘密窃取银行资金构成盗窃罪的观点，没有事实依据，是司法人员虚构的盗窃行为。
综观全案，郝景文、郝景龙实际上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取得银行资金的，代表银行意志的电脑系统全程参与其中，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而不是盗窃罪，郝景文罪不至死。郝景文因犯盗窃罪（金融机构）被判处死刑，郝景龙被判处无期徒刑值得重新检讨。

二、《刑事审判参考》第106号孔庆涛盗窃案
　　1994年9月孔庆涛代表其所在的海南立达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在华厦证券有限公司海口营业部大户室炒股票。期间，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股份公司亦在该大户室内进行股票交易操作，孔庆涛便在旁边观看，并暗暗记下该信托投资公司操作的股票账户号码和密码。之后，孔庆涛用此账户号码和密码通过电话向华厦证券公司查询，得知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在华厦证券公司的股票账户上有剩余资金人民币300余万元。
　　1994年11月6日，被告人孔庆涛分别对其朋友周劲、宋键讲：“我提供信息给你们炒股，赚钱对半分”。周、宋二人表示同意。同月8日，孔庆涛示意周劲、宋健买入股票“渝钛白”后高价卖出。当天下午，周劲即在自己的股东账户内以每股人民币3.53元的即时价格买进“渝钛白”4500股；宋健也用陈国海的股东的账户以每股人民币3.50元的即时价格买进“渝钛白”股票10000股。次日上午8时许，孔庆涛指使周劲、宋健将所买的“渝钛白”股票以人民币5元至6元的委托价格卖出。之后，周劲打电话给南方证券公司委托将自己账户中的“渝钛白”股票卖出，其中一笔2500股以每股5.43元的委托价格卖出，另一笔2000股以每股人民币6.5元的委托价格卖出。宋键也委托富南证券公司将陈国海账户内的“渝钛白”股票卖出，其中一笔5000股以每股5元的委托价格卖出，另一笔5000股以每股人民币5.40元的委托价格卖出。10时许，孔庆涛在海口市大同一横路七号用公用电话拨打华厦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委托电话，用窃取的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股票账户和密码，委托指令以每股6.8元的价格买入“渝钛白”股票20万股，当日，实际成交金额人民币1172617元。孔庆涛的上述行为使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损失人民币45万元。
　　由于孔庆涛委托高价买进，使周劲、宋键所委托卖出的14500股的“渝钛白”股票得以高价成交，共赚得差价29717.71元。事后，孔庆涛从周劲处分得赃款4000元，从宋键处分得赃款8400元。
　　海南省振东区人民检察院以孔庆涛犯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孔庆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8500元。
　　
案例述评：定性为盗窃案与客观事实不符，案件行为的本质是恶意交易，属民事案件。
孔庆涛以他人的账户和密码进入他人的股票账户后，相当于假冒主人进入股票账户，证券公司的电脑只认账户和密码。
　　值得注意的是，孔庆涛拨打华厦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委托电话，用窃取的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股票账户和密码，委托指令以每股6.8元的价格买入“渝钛白”股票20万股。这个行为的意义是：孔庆涛假冒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向华厦证券公司提出以每股6.8元的高价购买“渝钛白”股票的请求，该请求被华厦证券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竞价交易，当日实际成交金额人民币为1172617元，购入了大量的“渝钛白”股票归被害单位所有。结果造成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直接经济损失45万元。孔庆涛及其同伙因此获利29717元。
　　孔庆涛的行为实质是：孔庆涛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利用被害单位的股票账户中的资金，假冒被害单位的名义为被害单位作出了投资购买“渝钛白”股票20万股的投资决定，实际成交金额为1172617元。相当于一个代理人，在没有得到被代理人授权的情形下，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了投资决定，由此造成被代理人受到经济损失。显然这种经济损失，民法明确规定应当由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里只有恶意交易行为，法律并没有规定恶意交易行为是犯罪，所以孔庆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中，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的电脑系统是全程参与投资交易过程中的。被害单位的资金存入证券公司的股票交易账户，实际上是由证券公司代为保管这笔资金的。证券公司的电脑程序体现了证券公司的意志，因此，孔庆涛以被害单位的名义发出投资购买20万股“渝钛白”股票的请求决定，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显然是知情的，并且是由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将购买“渝钛白”股票的请求发送到证券交易所参与交易的，每一笔股票的买入，相应每一笔资金的交付，证券公司都是知情并且由自己参与操作的，因此，相对于被害单位资金的代为保管人而言，根本谈不上孔庆涛有秘密窃取的行为。
　　另外，孔庆涛的行为不一定意味着被害单位的资金受损失，假如购买了“渝钛白”股票20万股后，接下来该“股票”连续几个交易日涨停，那么很可能会让海口市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大获其利。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定性为盗窃罪是不恰当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325号钱炳良盗窃案
　　2001年8月至2002年1月，钱炳良在华泰证券江阴营业部（以下简称华泰营业部）交易大厅，通过偷窥和推测的方法先后获得在该营业部开户的殷阿祥、蒋汝初、叶梅英等16人的股票账户及交易密码后，利用电话或者在证券公司的交易大厅内进行电脑操作等委托方式，在殷阿祥、蒋汝初、叶梅英等16个的股票账户上高买低卖某一股票，同时通过自己在华泰营业部及国信证券江阴营业部（以下简称国信营业部）开设股票账户上低买高卖同一股票，从中获利，共给被害人造成37.1万元的经济损失，钱炳良共获取非法利润14.3万余元。案发后，钱炳良退出人民币23万元余元，已经发还各被害人。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以钱炳良犯盗窃罪提起公诉，法院以被告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罚金三万元。
　　
案例述评：本案是民事案件，钱炳良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殷阿祥等人的股票账户都处在证券公司的管理之下，钱炳良假冒他人名义，进入他人股票账户，利用他人的账户中的股票和资金，对某支股票进行高买低卖操作，又利用自己的股票账户对相应的股票进行高卖低买的逆向操作，以此办法使自己获利。钱炳良的全部操作都是通过证券公司的电脑系统进行的，因此代表证券公司意志的电脑系统对此一清二楚，且殷阿祥等被害人的股票账户及账户中的资金每次变动和操作，包括钱炳良在本案中的所有操作，都处在证券公司电脑系统的参与和控制之下，因此钱炳良不属于秘密窃取，不构成盗窃罪。
钱炳良的行为实质是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利用被害人的股票账户中的资金和股票，假冒被害人的名义为被害人作出购买股票或者出售股票的决定。相当于一个代理人，在没有得到被代理人授权的情形下，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作出了投资决定或者撤回投资的决定，造成被代理人遭受经济损失。显然这种经济损失，民法明确规定应当由无代理权限的代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恶意交易行为法律并没有规定为犯罪，所以钱炳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案与前述的孔庆涛案具有类似性。

四、《高法公报案例》《刑事审判参考》第382号刘必仲挪用资金案
　　刘必仲意欲通过投注双色球福利彩票中大奖改变生活条件。经与其兄刘必正商量后，于2003年12月1日从振东乡福利彩票投注站原销售员刘德祥手转包了该站，并与滨海县有奖募捐委员会（以下简称滨募办）签订了由其销售福利彩票的协议书，缴纳了由刘必正提供的投注机（电脑型）设备保证金1万元后，开始经营滨海县振东乡福利彩票投注站。2003年12月21日下午5时许，刘必仲采用不交纳投注金的手段，从其经营的彩票机上一次性地打出每张3.7128万元，总金额55.692万元的15张福利彩票。当日晚，盐城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发觉后，当即指令滨募办调查核实。刘必仲无法支付其投注的彩票款并企图逃匿，于同月24日中午在盐城汽车站被抓获。
　　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必仲犯合同诈骗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刘必仲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案例述评：定性为挪用资金案不符合客观事实，应认定为职务侵占案。
　　表面上看，刘必仲似乎是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实际上不是，因为彩票销售站的彩票销售具有特殊性，每个彩票销售点的电脑系统都是与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电脑是相连接的，彩票销售点每一张彩票的销售，要求首先收取购买彩票的钱款后，再由彩票销售站点的电脑向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服务器发出购买此张彩票的请求，这个请求被服务器同意之后，彩票销售站点的电脑才能打印出该彩民购买的特定彩票。由此可见，各彩票销售站点销售彩票的经营行为，都不是独立的，没有独立性，所以承包经营彩票销售站点不属于受委托经营国有财产的情形。刘必仲的行为，其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收费员，收取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同意销售的那些彩票的钱款，收取的钱款扣除必要的费用后上缴。
　　刘必仲从事彩票销售收取钱款的行为不具有公务属性，其卖票收款的行为是依据有管理职能的主体发出的指令而进行的，本身不具有独立的管理权利，主要是从事劳务活动。一张彩票卖不卖，彩票销售人员无独立决定权，即便其所从事的劳务活动中具有管理的成分，如保管、审核、统计等，也是国家公务活动的具体劳务化，是在具有职务身份的公务人员的指令和监督下进行的具体工作，不具有独立的公务属性。因此，刘必仲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是作为收费员具有职务上的便利。刘必仲利用此种职务上的便利，违反规定，隐瞒没有收取彩票款项的真相，向福彩中心的服务器请求购买价值55.692万元的彩票获得同意，属于骗取本单位价值55.692万元的有价证券归自己非法占有。彩票属于特殊的有价证券，属于财物的范畴，能够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本案刘必仲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本案不构成挪用资金罪。挪用，意味着先挪后用。在挪用之前，这笔资金首先需要实际存在，并且要属于福彩中心所有，然而这笔钱从来就没有实际存在过，自然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刑事审判参考》第473号谈文明等非法经营案
　　《传奇3》是经新闻出版总署审查批准引进，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广州光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出版物。2004年6月起，谈文明未经授权或者许可，组织他人在破译《传奇3》游戏服务器端与客户端之间经过加密的用于通讯和交换数据的特定通讯协议的基础上，研发007传奇3外挂计算软件。后谈文明等人设立”007智能外挂网“网站和“闪电外挂门户”网站，上载007外挂软件和传奇3动画形象，向游戏消费者进行宣传并提供下载服务，并向游戏消费者零售和向零售商批发销售007外挂软件点卡。销售收入汇入名为“王亿梅”的账户。刘红利负责外挂软件销售，沈文忠负责网站日常维护。2005年1月，北京市版权局强行关闭上述网站并将网络服务器查扣之后，谈文明，刘红利，沈文忠另行租用网络服务器，在恢复开通“闪电外挂门户”网络的基础上，先后设立“超人外挂”等网站，继续宣传其陆续研发的“008传奇3外挂”等计算机软件，提供上述软件的下载服务，并使用恢复开通的“闪电外挂门户”网站销售上述两种外挂软件的点卡，销售收入仍汇入名为“王亿梅”的账户。至2005年9月。谈文明、刘红利、沈文忠通过信息网络等方式经营上述外挂软件的金额达人民币281.7万元。
　　北京海淀区以三被告人侵犯著作权罪提起公诉，法院以犯非法经营罪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