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张海燕
摘 要 侦查讯问中，赋予律师在场权一方面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滋生，增强侦查讯问的透明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对侦查活动形成干扰。是否建立律师在场制，应做客观全面地论证。
关键词 讯问 律师在场权 犯罪嫌疑人 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内容主要包括：会见权、通信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权，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但律师正式行使刑事辩护权的时间仍是从案件被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通行的观点将侦查阶段律师享有的上述权利，称之为“有限的律师帮助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并不享有辩护权，有限的律师帮助权中也不包含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但鉴于国内对在立法上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理性的分析。
一、主要国家对讯问中律师在场权的法律规定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在侦查机关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接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均有权在场，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其律师在场。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的基石，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最脆弱的阶段，因此各国在刑事诉讼中均不同程度地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和对他们防御性权利的保障。从对两大法系刑事司法制度的考察来看，两大法系中的多数国家在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中委托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并不是每个国家在法律上都赋予了律师享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在场的权利，即使赋予了此项权利，其在法律规定上也不尽相同。
美国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的判例，明确要求侦查官员在讯问时必须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对受到拘押的犯罪嫌疑人，不论在指控前或指控后，讯问时都应当有律师在场方为合法。在英国，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须尽快会见犯罪嫌疑人，在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场。在德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在由法官、检察官主持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一般都有权在场，而在司法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辩护律师无权在场。法国的侦查分为初步侦查和预审两部分，在初步侦查阶段，律师在司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无权在场，但在检察官和预审法官对重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中，律师可以始终在场。预审程序中，未经被告人同意，预审法官将不得对其进行讯问;即使其同意接受讯问，也必须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意大利法律规定: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辩护律师在场，否则讯问所得的陈述笔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俄罗斯1995年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辩护人从被准许参加诉讼时起，……;有权在提出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及其他调查活动;……。参与侦查过程的辩护人有权向被讯问人提问，并有权对所参加的该侦查行为的记录是否正确和完整提出书面意见。”
无疑，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作为外部监督制约力量，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防止侦查讯问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确保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真实性、可靠性与合法性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制度是没有弊端的。
二、解读律师在场权与刑讯逼供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侦查实践中的一个顽疾。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趋势看，日益走向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这条主线。这对刑事诉讼的特殊阶段—侦查，提出了严峻挑战。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意义，有必要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不等于“反对自证其罪”，在侦查讯问中，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强迫”，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犯罪嫌疑人就应有容忍讯问的义务；其二，侦查机关讯问嫌疑人的目的在于获取供述或听取其辩解，形成可以在审判中用作证据的讯问笔录或其他证据形式，并且可以借此发现其他证据，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供述。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既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损害了司法公正，应坚决予以遏制，这是不容置疑的。口供作为重要的证据以及其在侦查破案中的特殊作用，使得各国在刑事案件侦查中仍然十分重视口供的使用，并在讯问程序上不断予以规范，口供的法律地位并不因为现代侦查技术的发展和对于“外部证据”的侧重而受到影响。讯问只是产生刑讯逼供现象的一个环境因素，并不是滋生刑讯逼供的根源，强调律师在场权与遏制刑讯逼供之间的必然性是一个误区，不应因为存在刑讯逼供，就企图削弱讯问的功能，因噎废食不可取。
对于刑讯逼供，笔者以为可以通过以下制度设计来控制：㈠实行侦押分离，将羁押机构中立化，明确羁押机构的职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侦查机关的非法侵犯，否则追究其相关责任；㈡对讯问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同样可以增加讯问过程的透明度，当然，对讯问实施录音、录像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㈢司法实践中应加强贯彻排除非法口供证据效力原则的力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该条虽然明确了对非法取证的否定态度，但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而言，是不完整的，缺少处理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正如高悬严禁吸烟标志的公共场所总会有不自觉的人吞云吐雾，这种人对治安员和群众的道德谴责或者不理睬，或者稍微收敛，但面对罚款就不会无动于衷了，有了经济惩罚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会明知故犯了。利益的触动往往比道德谴责更有效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对其实施了刑讯逼供，这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侦查机关承担证明讯问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的举证责任。㈣《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受到刑事控告而被逮捕或监禁但尚未审讯和判刑的人，在会见律师时，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和律师的会谈，可以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笔者以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同样可以借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的以上做法，即目光监视，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是将律师和警察的位置调换一下而已。这样做，既把律师干扰讯问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又便于律师监督讯问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㈤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刑讯逼供者严厉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职能。以上措施都可以有力地制约刑讯逼供。
三、律师在场权与侦查讯问权的冲突
首先，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辩护律师所要承担的诉讼风险不同。侦查机关承担着严格举证责任，在侦查终结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为了使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必须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形成完整、严谨的证据锁链，排除其他合理性怀疑，得出唯一的结论，才不至于被法庭否定。而辩护律师只要拿出一个有力证据，就足以粉碎侦查机关耗费大量侦查资源构建的证据体系，侦查成本与侦查效益严重比例失调。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当属辛普森一案了。在庭审中，控方指出辛普森多年来暴力虐妻（并有报警记录），有血迹和染血手套等铁证，辩护律师则强烈攻击控方证据的漏洞，如辛普森不可能有足够时间行凶并毁灭凶器和衣服等，特别针对被告的手穿不进血手套，同时攻击作供的警方证人是种族歧视者以打击证言的可信性，强调控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未能达到“毫无合理的疑点”的标准。辛普森案件的审讯耗时九个月，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随着辛普森被判无罪，追诉机关的努力也付之一炬。
其次，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获取犯罪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是构建证据锁链中的重要一环，而律师在场权无疑弱化了侦查讯问的效能。犯罪嫌疑人是拥有最完整犯罪信息的主体，而侦查讯问则是获取犯罪信息的一个切入点，同时也是获取其罪轻、无罪的信息的一个途径，应指出的是侦查讯问应是在一定有罪证据基础之上进行的，否则侦查讯问则有可能触犯法律，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再次，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的活力对抗，讯问的有效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攻势，打的是心理战，以求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痕迹，“勘查”的是犯罪心理现场。我们都期望犯罪嫌疑人“完全自愿供述”，但实践证明这只是一个侦查讯问的理想状态而已，出于趋利避害心理，犯罪嫌疑人总是试图掩饰自己的犯罪事实，给讯问工作制造种种障碍。律师在场制度的目的之一旨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减缓其心理压力。试想，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也就形同虚设，讯问策略也就失去了有效实施的环境。另一方面，律师也可能因不懂侦查讯问的专业知识，无法正确理解讯问策略，干扰讯问，极易给讯问人员扣上骗供、诱供、逼供的黑帽子，使得侦查讯问人员的职业风险性加大。
四、质疑律师在场权的理论根据
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相对侦查机关而言是弱势群体，强调增强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孰弱孰强，笔者认为这要看划分的依据是什么，诚然，从权力角度看，犯罪嫌疑人是弱势者，侦查机关有强大的国家权力做后盾。但要看到之所以国家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首先在于被害人才是最需要司法救济的弱者，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和被害人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其次在于从犯罪信息角度讲，犯罪嫌疑人处于信息优势，他最清楚自己是否犯了罪。侦查活动作为一个回溯性、由果推因的过程，获取犯罪信息的有无或多少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由于信息的不平衡，就需要赋予侦查机关较大的侦查权力来弥补这种不平衡状态。
增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对抗能力，使其与侦查机关“平等武装”，实行对抗式侦查。笔者以为这种提法有待商榷。防止侦查权滥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能矫枉过正。对于侦查机关不能过于苛求，其在合法的范围内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权力要制约，又要相对独立，才能有效履行职能。在侦查机关的对抗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高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追求所谓的“对抗平衡”，不仅不利于追究犯罪，实际上还变相地包容了犯罪嫌疑人的非法利益。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不断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尤其在审判阶段，更是通过立法使得被告人的抗辩能力显著提高，笔者更赞成“对抗式庭审”而非“对抗式侦查”，如果侦查阶段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如未按法定程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会在庭审中遭到辩护律师的质疑，也不会被法庭作为定罪证据采纳，起到过滤作用，从而促使侦查讯问人员合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我们的司法理念是不枉不纵，既非西方的宁纵勿枉，也非宁枉勿纵。以辛普森案为例，他在刑事诉讼中胜诉，民事诉讼中却败诉，原因在于其在民事诉讼审判作证时漏洞百出，而在刑事诉讼中因其享有沉默权，所谓言多必失。在美国，从警察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全面介入。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律师就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出席和辩护(包括代替犯罪嫌疑人回答问题，除非其不愿请律师)。律师全面介入警察讯问对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利，但对侦查干扰较大。
对于侦查讯问，现在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规范它，使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促进侦查破案效率的提高，而不应一味地去限制、削弱其功能。国内一位学者曾言：“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该是：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扩大辩护律师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对此，笔者更愿意借用美国一个法官的话：“我们过于频繁地追求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虚幻的价值，而牺牲了查明真相这一目的。”我们是否应三思而后行？
宁波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
（政府令〔2007〕148号）
《宁波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已经2007年8月7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宁波市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和道路运输及相关安全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是指使用专用车辆，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作业全过程。
本规定所指专用车辆包括符合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关技术标准的罐式车辆（以下简称槽罐车）和其他车辆。
第三条 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和运输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要求从事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和道路运输活动。
第四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由安监、公安、交通、质监、环保、卫生等部门组成的安全监督管理协调工作机制。
安监、公安、交通、质监等部门应当完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监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做好相关信息的采集、维护、管理和应用工作。
第五条 市和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的装卸和道路运输安全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市和县（市）、区公安、交通、质监、环保、卫生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督管理和应急救援工作。
第六条 规划部门应当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信息，会同同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市政设施行政主管部门及时调整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停车场专业规划, 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公路、道路建设主管部门应当结合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信息，合理编制公路、道路新建、扩建、改建规划。
第七条 危险化学品运输相关行业协会应当为会员提供安全知识培训、技术咨询和指导服务，加强行业自律和内部管理，协助做好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充装或装载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二）充装或装载作业人员持有效资格证上岗作业；
（三）为槽罐车充装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提供安全技术说明书；为其他专用车辆装载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提供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签；
（四）使用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得超装。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的充装单位还应当将车辆及其驾驶员、押运员的有关信息和充装情况及时准确录入信息系统。
第九条 危险化学品充装或装载单位应当在充装或装载前按规定查验下列事项，对不符合规定的不得给予充装或装载：
（一）专用车辆资质证件、驾驶员和押运员从业资格证件齐全有效；
（二）专用车辆与行驶证照片一致；
（三）专用车辆标志灯、标志牌、道路运输危险货物安全卡齐全完好；
（四）专用车辆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检测并合格有效；
（五）外省籍专用车辆在本市驻点经营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业务的应当持有《外省（市）货运车辆驻浙经营登记证》，非本市驻点经营的外省籍专用车辆在本市起运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持有《外省（市）专用车辆在浙承运危险货物备案证》；
（六）专用车辆卫星定位仪配备情况。没有配备卫星定位仪的，应当告知其到就近的登记服务点接受卫星定位仪免费借用服务。
第十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单位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二）不得超装超载；
（三）按有关规定投保危险化学品承运人责任险；
（四）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
（五）对专用车辆配备的卫星定位仪进行有效管理，落实管理制度，加强车辆运行监控；
（六）符合第九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规定的事项。
危险化学品槽罐车运输单位还应当保持罐体完好，不得擅自更换、改装和维修，并按规定做好槽罐车罐体的定期检验。
第十一条 驾驶员、押运员应当遵守运输安全管理规定，途中按规定停、行车，保持卫星定位仪的正常运行，不得非法买卖、提供危险化学品。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托运人应当委托具有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资质的运输单位承运危险化学品。
第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作业，应当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挥下进行。
第十四条 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应当到登记服务点进行登记。
第十五条 本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危险化学品充装、装载和道路运输单位实行风险抵押金制度。
第十六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的行驶、装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超载、超速和不按规定路线行驶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并将超装超载的车辆押运到指定地点由具备安全卸载条件的单位进行安全卸载；负责对信息系统中有关驾驶证、车辆检测合格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禁运区域和通行路线等信息的维护。
第十七条 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标志灯、标志牌和卫星定位仪、车辆运输资质证、驾驶员、押运员从业资格证、外省（市）货运车辆驻浙经营登记证、外省（市）专用车辆在浙承运危险货物备案证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对信息系统中有关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道路运输证、驾驶员和押运员的从业资格证、槽罐车罐体检验合格证、外省（市）货运车辆驻浙经营登记证、外省（市）专用车辆在浙承运危险货物备案证等信息的维护。
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充装和装载单位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负责对信息系统中有关危险化学品充装和装载单位基本信息的维护。
第十九条 质监部门负责对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罐体的定期检验状况和罐体检验机构的检验活动以及信息系统中有关检验信息的维护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罐体检验机构应当将危险化学品槽罐车罐体的定期检验信息及时准确录入信息系统。
第二十条 由市安监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等部门提出，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设立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道路运输登记服务点。
公安、交通部门应当加强对登记服务点的管理。
登记服务点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一）为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外地籍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除在本市驻点经营的外省籍车辆外）提供卫星定位仪免费借用服务；
（二）告知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允许通行的区域、道路和时间；
（三）将进入本市行政区域的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的有关信息及时准确录入信息系统。
第二十一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各项工作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列入预算。
第二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装卸和运输单位应当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第二十三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后，驾驶员、押运员应当立即报警并报告单位主要负责人，同时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和警示措施。
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并通知其他相关部门。
第二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做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安监、公安、交通、质监、环保、卫生等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实施救援。
第二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做好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第二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充装和装载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槽罐车充装单位未将车辆及其驾驶员、押运员的有关信息和充装情况及时准确录入信息系统的，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提供所充装或装载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安全标签的，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充装和装载单位超装超载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道路运输事故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九条第（一）、（二）、（三）、（四）、（五）项规定在充装和装载前发现专用车辆及其驾驶员、押运员不符合条件仍给予充装和装载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道路运输事故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第九条第（六）项规定发现专用车辆没有借用卫星定位仪仍给予充装和装载的，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管理部门按以下规定处罚：
（一）未按规定对卫星定位仪进行有效管理的，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维护和检测专用车辆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驾驶员、押运员、装卸管理人员未经考核合格，取得上岗资格证的，责令改正，并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发生道路运输事故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罐体检验机构不将槽罐车罐体的定期检验信息及时准确录入信息系统的，由质监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的驾驶员、押运员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并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运输途中不按规定停、行车的；
（二）未在登记服务点登记的；
（三）未按规定保持卫星定位仪正常运行的。
第三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驾驶员、押运员等在运输途中非法买卖、提供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给予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有关部门未依照本规定履行职责，组织实施救援或者采取必要措施，或者拖延、推诿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有关用语的解释：
危险化学品,是指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各危险化学物品，包括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有毒品和腐蚀品等。
罐式车辆，包括一体式罐体车、拖挂式罐体车、罐式集装箱车，简称槽罐车。一体式罐体车是指罐体永久性固定在车辆底盘上，与车辆不可分离的罐体运输车；拖挂式罐体车是指罐体永久性固定在挂车底盘上，与挂车不可分离，牵引车与挂车可分离的罐体运输车；罐式集装箱车是指由罐体与箱体框架两部分组成的集装箱运输车，其罐式集装箱与车辆可分离。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是指危险化学品专用车辆在运输危险化学品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污染、中毒或者丢失、流散、泄漏等事故。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