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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是干什么的？

熊晓峰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可我在司法局待了十多年了，听说过热爱律师工作、热爱公证工作、热爱劳教工作的，却从未听说过热爱司法行政工作的。许是要说热爱司法工作吧名不正言不顺，说热爱司法行政工作又比较拗口吧？
记得前两年南方周未上发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具体内容忘了，大意是说司法局职能较弱、要给司法局增加职能，但其中的一句话“司法局是干什么的”却一直萦绕在心头，因为作为一名司法行政人，多次有人用这句话问过我，我也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向人说清楚司法局到底是干什么的，甚至还有人把司法局误为“市话局”，在装电话难的年代还颇享受了一些尊崇的目光。
算起来司法局的职能不少， 与其他政法机关相比，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数量可谓最多，甚至很难找到一两个合适的词来概括其职能。从监狱、劳教，到律师、公证，从法制宣传、人民调解到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从司法鉴定、司法考试到法学教育、法律援助，司法局的职能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是，各个职能之间缺乏一种必然的联系。　　　　　　　　　　　　　　　　　　　　　　　　　　　　　　　　　　　　　　　　　　　　　　　　　　　　
司者，掌握、管理、控制也，司法局的全称是司法行政，顾名思义就是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从司法行政的沿革来看，司法行政也曾管理过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追溯起来在清朝末年将刑部改为法部即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当然这样追溯颇有些阿Q老子祖上也阔过的意味，但就象国际足联认可了足球起源于中国，却无法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初即成立了司法部，确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制度，职能是主管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等；1959年4月司法部被撤销，开始实行司法行政与审判的合一制。1979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恢复司法部的建设中指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它不适宜并且也确实难以兼任各项司法行政工作。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司法部，中央将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交给司法部统一管理。彭真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指出，司法部应当成为司法机关的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后勤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的原则，但在1983年、1986年和1997年的数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放弃了国务院及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司法机关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实行司法行政与司法业务的适当分离成为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司法行政管理司法机关的行政事务似乎已指日可待，特别是有观点提出还要将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在条件成熟时将刑事追诉和刑事侦查等检察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由此司法局的同志都在等待司法行政的春天到来。
那么司法局的春天还有多远？或者应该这样问：司法局会有春天吗？首先从大家所期待的前景来看，国家司法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还要修改宪法、两院组织法等法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是否就这样一直等待下去，无所作为？而且责、权、利是相符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以司法行政的现状和人员素质来看是无法适应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的要求的，更不用说刑事追诉和刑事侦查等检察权的行使了。更重要的是司法体制改革后，司法行政的职能又增加了，现有的职能都无法理顺，增加了职能以后又如何理顺呢？或者就干脆以新增加的职能为主，其它的职能为辅呢？
司法局有一句口号叫作要想有地位就要有作为，而要有作为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说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如果正确执行，做好该做的，放弃不该管的，不说有地位，起码是有所作为的，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了偏差，应该为的没为，或者没为好，不应该为的为了，甚至作为主要工作去为，把工作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放到律师、公证上去，轮流到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办案、办证。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被写入了我国宪法，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法制建设是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说法治建设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治国方略，依法治国的地位应该比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地位要高多了，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硬指标层层有人抓、级级有落实，反观僭赏滥刑，只是每年考核一下、走走形式；作为协调发展的三项文明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以人为本、尊重、保护人权的方针、政策和宪法原则下，对于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应该比群众消费中利益受损的保护力度要大，可群众在消费中利益受到侵害可以找工商局投诉，还有消费者协会出面协调，而行政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亵渎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个时候，谁来保护了群众的合法利益？谁来监督了行政执法者？
当我们的司法局陶醉于每年宣讲了几部法律，又有多少人受了教育，有多少人参加了开卷考试，合格率多少，并美其名曰抄也是一种学习时，就好比握有猎枪的猎人告知在山里种地的农民，那灰色的象狗样的东西是狼，会吃人的，你们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完事大吉，回家表功去了：我宣传了，大家都知道了。想起了一个笑话：父亲对孩子说，不要怕狗，只要你不去惹它，它就不会咬你，孩子用恐惧的目光看着狗说，我知道了，可狗知道吗？是啊，狗知道吗？群众需要的不是熟知多少部法律，而且就算是法学家也不可能通晓所有的法律，他们所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知道找谁保护，并且有人会去保护他们。
司法局会有春天吗？司法局还需要春天吗？
司法局，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司法局）


从“过劳死”漫谈人力资源管理科学——用科学发展观反省人力资源“强化”管理

张喜亮


一、过劳致死的社会原因之思考

　　偶读韩国之报道，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当属中国，年均过劳致死约60万人，知识分子的寿命十年来缩短了6岁。零点调查&指标数据于2005年9月利用电话、约访、mail、传真等多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城市对跨国企业员工进行的访问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的跨国企业员工中，逾90%的员工都有“过劳”现象，5%的员工具有10项以上的症状，随时可能结束生命。这些数字的真伪不得而知，但是，近年来我国发生的过劳致死的事件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清华大学的两位教师因为过度劳累而相继辞世，后来又有上海的陈逸飞先生过劳致死，又闻北京的出租司机猝死，广东某女工连续做工几十个小时而猝死，何为员工过劳而死，演艺名星过劳而死或不寿而终者亦非罕见。遍查网报，过劳之死者似乎没有明显的行业特点，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官员、有脑力劳动者也有体力劳动者，还有自由职业者，教授、博士“无因”自尽等等不乏报端。
　　这些人猝死的原因，也许会有很多的解释，比如身体健康不佳、个人心理素质问题等等。但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些人大多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其高度紧张的原因之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2个小时以上，每星期几乎就没有正常休息的时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多见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他们承担着良知和道德的重压，有的高校教师不堪重负自绝生命。当今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士无不是在精神的或身体的或兼而有之的某种高度压力之中，就是那些公务员和企业管理者们也无几不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据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国人有约1600万的人处于某种精神病症的状态，且有60%未曾接受过任何心理治疗。
　　过劳致死的事件并非主要是死者个人的原因，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要求我们必须从科学的发展观着眼，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建设。曾几何时，似乎全社会都鼓吹的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动力竞争优势等等，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忽视和漠视人性的潜意识之反映。这种观点波及到企业等各种用人单位中，就是为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惜人力，长期以来，我们的人力价值被严重低估。回想当年，党中央、国务院既定改革目标是改革那些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环节；可是，在实施改革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在绞尽脑汁地采取各种手段改革生产力：不思从提高管理水平和改进技术素质方面推动发展，不思群策群力集中全体员工的智慧来实现单位的进步，却专注于迫使职工服从和几乎是无节制地降低人工成本，从推销满负荷工作法到超负荷工作。劳动强度不断加大，不顾职工的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一味地实行“强权”管理：甚至提出口号：“今天不拼命干工作明天即拼命找工作”、“进了厂门放下一切自由”，实施所谓看似合理的“末位淘汰”等等，这些几乎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这不能不说是造成过劳致死的重要原因。
　　过劳死（karoshi）这个名词见于2002年的牛津网上英语辞典，源于日语，是指“在非生理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并向过劳状态转移，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出现致命的状态”。多年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将此病症命名为“慢性疲劳综合征”，并拟定了相应的诊断标准。

二、科学发展的人力资源理念是预防过劳死的根本

　　竭泽而渔只能是一时之利，可持续发展才是长久之计。避免过劳致死必须建立科学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第一，预防过劳致死就要在全社会倡导人本至上观。
　　物质是基础但社会毕竟是人的组织，人的组织就必须以人为本。所谓人本至上，是相对于物质至上而言的，要求我们必须从人的本性、人的文明出发思考问题，而非物质的最大化。作为管理者一定要懂得惜民力，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要懂得“仁者爱人”。中国确实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这不能是把全社会的人按照权力和金钱的标准地割裂开来的理据。物欲横流并非英雄本色，人欲文明才是天理的映照。从人的本性而言，他人的生存正是自己生存和生存意义的前提，这是人的社会性之本质所决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既是我们重塑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谐社会是充满着诚信友爱和活力的社会，是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本至上的观念将不再使人们之间产生极度紧张的关系，心理的健康和生理的平衡，使工作成为一种快乐而不是愤闷。
　　第二，预防过劳致死要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观。
　　所谓科学发展观应当是指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发展我们社会，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理性地遵从规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首先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真正进步的基础。如果人的发展是畸型的，即没有仁爱之心，那么，社会就必然是充斥着敌意和争斗。那种不顾他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承受能力而有意或无意地强迫他人的行为，那种歇斯底里地把职工当成螺丝钉所谓“强化”管理的行为，其实主要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使然。“强化”他人的过程中，自己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压力之中。那些官员和一些管理者们，心理的高度紧张和失控的现象，其中不无“强化”自己和他人的因素。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古有人云：修身养性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的发展在于人民的幸福，如果没有人民的幸福就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而幸福不只是物欲一个方面，常言道：没有钱是不能的，但是，钱也绝对不是万能的。当我们能够按照人性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来设计我们的管理制度，就不至于出现过劳致死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之发展应当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其中绝对没有以人的过劳而死积累财富的涵义。
　　第三，企业的发展不只是加大劳动强度这样一条路。
　　提高企业效益的根本在于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效率有很多的方法，无论哪种办法都比加大职工劳动强度、降低劳动力成本来得更有效果。延长工时且拒绝依法支付延长工时费用。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承担着法律制裁的风险，另一方面劳动者处于过度疲劳状态工作，其效率也不会很高。在培训职工技能和改进技术设备等方面做些努力，就能够持续而稳定地提高劳动效率；在均衡安排生产方面做些努力就不至于大量延长工时；注意减少浪费和节约开支，就不在于支付不起必要的延长工时费。还有，一些单位假强化管理之名，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严格考勤，甚至加大罚款力度，以罚款来实现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这些与管理的内涵相去甚远了。其实，如果用人单位能够针对不同工作岗位的性质而综合运用多种工时制度，就可以大大减少管理的成本。综合运用多种工时制度不仅可以减少成本还可以赢得职工的赞誉，使职工在有效的工作时间内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职工参与管理，也是提高效率降低劳动成本的好办法。相反，一味地所谓强化管理，职工在高度疲劳的状态下工作，一旦出现伤亡事故，所造成的声誉和经济等方面的损害，是那些“强化”手段所产生的所谓效益无法抵折的。
　　第四，预防过劳致死的外力手段就是执法必严。
　　导致劳动者过劳致死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用人单位不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而政府职能部门实际上对此也采取了不告不理或甚至文过饰非的态度。劳动法律就这样被束之高阁。出租司机的劳动时间严重超标的问题，路人皆知，何以不能得到解决。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过劳致死事件了。政府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律的监管应当不折不扣，自劳动法赋予劳动者享有带薪年休假的权利至今国务院终于颁布了职工带薪休假条例，用人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之。完善劳动法律还应当赋予劳动者拒绝“过劳”的权利。时逢世界经济危机，藉此提升技术水平、保障休息权、减轻劳动强度，不失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尊重人权的明智选择。这也是亡羊补牢、避免过劳致死之有效的办法。
　　第五，预防过劳致死还需建立职工压力援助制度。
　　社会处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出现和各种冲突的产生也是在所难免的。物欲横流、生活奢靡，难免使人们迷失心智；以获得最多的物质财富为硬道理，便忘记了生活本身的真正意义。经济危机的来临将使人们的心理压力剧增，过劳的个人冲动或许会被激发出来。所以，预防过劳致死还需要在社会和单位中建立职工心理压力的援助制度。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新加坡社会也是处于转型时期，针对这样的情况，各NGO组织多设立了心理辅导机构，新加坡职工总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职工进行心理辅导援助，国家主办的社会心理辅导机构也比较发达。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批示，“完善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很重要”。工会应当依法承担起职工维权的职责，辅导职工学会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在减轻职工工作压力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结束语：
　　一个和谐的社会，是能够以法律和道德的手段调适利益冲突的社会，道德的观念应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贯彻。首先应当是领导和管理阶层必须树立人本至上的道德意识，这一点，在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更显得重要。出现那么多的过劳致死的事件，不能不警醒我们的社会认真反省道德的缺失。科学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之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从科学发展观认识我们的社会，必须摒弃物欲横流的腐朽思想、塑造人本至上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