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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李某（男）与张某（女）1998年在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生育一子小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俩购买了商品房一套。2011年3月，李某与张某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将房屋赠与儿子小李（十一岁）。民政局经审查，为双方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张某要求将房屋过户到儿子名下，但李某却反悔不肯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二人因此酿起纠纷，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约定，理由是房屋尚未过户，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赠与人有权单方撤销赠与。

　　[争议]

　　对于李某能否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赠与条款可以撤销。李某和张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二人共有的房屋赠与小李，李某、张某与小李之间就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本案中，赠与房屋尚未办理过户手续，所有权尚未转移，因此，李某作为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赠与条款不可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应适用合同法中有关赠与的规定，但因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是以离婚为目的，具有道德义务的性质，如一方当事人在实现离婚目的后又撤销赠与，将有失公平，故李某不能任意撤销赠与。

　　第三种观点认为：该赠与条款不可撤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法院仅在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才可将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予以撤销。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如果在订立离婚协议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李某不能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理由如下：

　　1.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离婚协议能否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离婚协议是为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目的而设定，是夫妻双方对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以及债权债务等问题达成共识的意思表示。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三项，即离婚、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因此，有关人身关系性质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夫妻关于财产处理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鉴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对夫妻财产问题的处理应优先适用《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当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法律。

　　2.《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是一种无偿行为，立法对赠与人和受赠人进行利益权衡时，着重保护了赠与人的利益，因此在法律上赋予赠与人在除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以及经过公证以外的赠与合同于财产转移前的任意撤销权。本案中李某和张某在离婚协议约定将房屋赠与儿子小李，应视为李某与张某对其财产协商处分的约定，而不能单独将该条款分离出来，简单地认定李某、张某与儿子之间形成了一种赠与合同关系。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离婚时，一方将其财产处理给另一方或子女，这是建立在原有婚姻关系这种特定的人身关系基础上，可视作是对对方的一种帮助、一种经济补偿，或是对财产折中处理的方式，这与《合同法》中的赠与合同的性质截然不同。因此，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适用《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约束力表现在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离婚协议。同时，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法院仅在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时才能将有关财产分割的条款撤销。本案中，李某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应提供证据证明在协议订立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综上，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是建立在婚姻家庭关系之上，与整个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这也决定了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与赠与合同的区别。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如果准许一方任意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条款，将会为恶意一方实现既离婚又占有财产的不法目的提供法律途径，这不仅会给子女和原配偶造成经济损失和新的精神伤害，也与法律精神相悖。故，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反悔一方没有证据证明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依法不予变更撤销。

　　（作者单位：湖南省临武县人民法院 ）
曾xx涉嫌犯强奸罪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神马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之父亲曾xx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曾xx的辩护人，受理案件后，我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的所涉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了解。被告xx一的行为已构成犯强奸罪，但应当减轻对其的处罚，现对曾xx涉嫌强奸罪一案的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系未成年人，对事物的性质和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不足,和存在着和成人有重大的区别,而且依照刑法第十七条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同时被告此次犯罪属初犯、偶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对未成年罪犯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宣告缓刑。如果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宣告缓刑：(一)初次犯罪；(二)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三)具备监护、帮教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规定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量刑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在处理上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经本辩护人经调查获知，被告人在家表现一向良好，无违法犯罪记录。走上今天犯罪道路系一念之差铸成,恳请求法庭给予被告人减轻处罚。
二、从被告在整个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所起作用来看，被告曾xx处于一种被动的跟着干的作用，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即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实际曾xx就是这个犯罪中就只能是一个跟随者，对犯罪需不需要实施及怎样实施，不起任何实质性作用，一直是被动着的，因此，在这个共同犯罪中，曾xx所起的作用只能算是一个从犯，依照刑法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对象非常特殊，社会的危害性轻微。
曾 xx等人之所实施强奸行为，特殊在对象是特定的，而且是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李xx的恋人，其最初的犯意是想报复一下受害人，按被告李xx意思就是：你（受害人）还敢跟我戴绿帽子，老子今天要让你戴过够。他们共同犯罪所侵害的不是不特定的对象，而且受害人要不是因为其是被告李xx的恋人，完全不会发生在那种场合实施强奸犯罪行为的。而曾xx在主观上是想帮朋友教训一下女朋友，帮朋友出出气。所以这种针对特定的对象所实施的犯罪和以不特定的对象所产生的见色起淫心，进而实施强奸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的社会的危害性也是很轻微的，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四、受害人的行为不检点，是导致本案的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害人系被告人之一李xx的恋人，之所以发生被告李xx邀约另外四名被告一起对自己的恋人实施报复自己的恋人这样荒唐的事，受害人的行为不检点是一个重大的诱因，如果不是受害人生活不检点，就不太可能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所以受害人的过错也是招致其受伤害的一原因，应当酌情减轻被告人的处罚。
五、被告人是曾xx系初犯，主观恶意不大，犯罪后能主动坦白自己所犯罪行，属于认罪态度较好，请求给予从轻处罚
六、本案所引发的后果不严重，应当考虑对犯罪嫌疑人曾xx从轻处罚。本案发生的时间是2005年3月28日晚，曾xx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是在2005年5月24日，在案件发生后，在受害人有时间、有条件、有可能报案的近两个月内，受害人并没有报案，曾xx之所以今天站在被告席上，不是因为受害人的直接控告。而且本案受害人在此期间还和本案另一被告人李xx成双入对的一起上网；一起逛街、玩耍，说明犯罪行为对受害人伤害很轻微，或者说受害感知不明显。至少是受害人并没有认为被告李xx邀约另外四名被告报复她是犯了多大的错，或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所以本案的犯罪后果相当轻微，应当考虑对被告所实施的行为从轻处罚。因为刑法上的法律后果主要是考虑的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社会危害性和后果都较轻微。
综上所述，被告人曾xx犯罪时系未成年人，犯罪时尚未满17岁,且系初犯偶犯；在整个共同犯罪中始终处于从犯地位，案发后认罪态度好，主观恶意不大，且给受害人带来的伤害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请求法庭在量刑时减轻对被告人曾xx刑事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辩护人：四川神马律师事务所
律师 :毛旭斌 13568627708
二○○六年一月八日


张XX诉曾XX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意见
审判长:
我受被告人曾XX的法定代理人曾XX的委托，接受委托后我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并参加了今天的法庭调查和质证，现对本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6万元与法无据不应当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所以原告的诉请与法无据,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原告主张的住院医药费和护理费。原告不能证明其损害与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是否是当时的日期进行的治疗、有无护理的必要）
护理费没有医院的需要护理证明，所以不能认可。
原告必须有证据证明其治疗的病与被告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因为原告人本身不检点，除了和本案的被告人有性关系外,还和其他的人有性关系，不能认定就是被告人曾发一的行为所致。

代理人:四川神马律师事务所
律师: 毛旭斌
二??六 年一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