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农业部渔业局
农业部渔业局关于印发《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
（农渔函[2003]63号）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海洋渔业是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产业。由于多年来捕捞强度过度增长，大大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可捕总量，严重影响了海洋渔业和沿海渔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结合“八五”、“九五”期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情况，我部制订了《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并报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00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
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从“八五”开始对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实行总量控制（以下称“双控”）制度。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1999年、2000年农业部分别实施了海洋捕捞“零增长”和“负增长”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海洋捕捞强度的控制力度。但许多沿海地区由于受就业压力、捕捞渔民转产转业补助和渔业劳动就业政策不配套等因素影响，“双控”制度未得到全面贯彻执行。据统计，到2002年底，全国海洋捕捞渔船为222,390艘、12,696,631千瓦，与“九五”期间的“双控”指标相比，船数按可比口径增加0.5%，功率增加35.6%。
为贯彻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有效减轻海洋捕捞强度，养护和合理利用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对2003年至2010年全国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根据渔民的可承受能力和渔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全国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分别从2002年底的222,390 艘、12,696,631千瓦，压减到2010年的192,390艘、11,426,968千瓦以内，船数减少3万艘，功率数减少1,269,663千瓦，年均减少3,750艘、158,708千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控制指标详见附表)。通过压减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达到初步控制我国海洋捕捞强度盲目增长和资源过度利用，逐步实现海洋捕捞强度与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相适应的目的。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可在完成本地区“双控”指标的基础上，加大减船力度，早日实现本地区捕捞强度与渔业资源可捕量相适应的目标。
2010年前，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持有广东省户籍的流动渔船在除香港水域以外的我国管辖海域作业，其船数和功率数控制在2002年的基数以内。
根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我国远洋渔业发展总体规划（2001－2010年）》，在严格控制建造拖网渔船的前提下，可适度建造符合远洋渔业发展方向的围网、钓业渔船。
二、组织实施
(一)职责分工
控制海洋捕捞渔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农业部负责全国海洋捕捞渔船“双控”指标的分解和监督管理工作。农业部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辖区海洋捕捞渔船“双控”指标实施的督察与统计汇总等工作。
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国家下达的“双控”指标任务，负责组织、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并将完成“双控”指标任务情况作为本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考核的指标之一。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双控”指标的贯彻落实和监督管理。计划、财政、银行、工商等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工负责控制海洋捕捞渔船的相关工作。
(二)实施方式
1.控制计划的上报和核准。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下达的“双控”指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3至4年应减船数、功率数的计划，报农业部核准。
2.控制计划的执行。控制计划报经农业部核准后，由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业船舶检验条例》、《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渔业船舶报废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以下要求执行：
(1)禁止制造(按规定淘汰旧船再建造、更新改造捕捞渔船的除外)、进口拟在我国管辖海域从事生产的海洋捕捞渔船；
(2)重点压减持《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渔船，以及从事拖网、帆张网、定置张网作业的渔船。
(3)结合渔船报废制度，引导捕捞渔民转产转业。
3.上缴核减渔船指标。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农业部核准的控制计划，于翌年第一季度末向所在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集中上缴上年度本省(区、市)已核减的捕捞渔船有效凭证。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应将上缴的有效凭证统一登记造册，以备后查，并根据农业部的要求，集中销毁。
核减渔船数以转产转业(淘汰)、报废后不再从事捕捞作业，并按规定收回、注销了《渔业捕捞许可证》或《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的渔船为准。其中，减船数以上缴注销后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和《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数为准；减少功率数以《渔业捕捞许可证》贴附的功率凭证数和《临时渔业捕捞许可证》的功率数为准。
三、保障措施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工作责任制
沿海各级人民政府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务必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广大渔民长远和根本利益的高度，以对渔民、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对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工作的领导，采取切实措施，将本辖区海洋捕捞渔船严格控制在国家下达的指标以内。要建立由省级主管领导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领导小组和工作责任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目标责任制考核项目中。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国家下达的“双控”指标内，严格按《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执行捕捞许可管理签发人制度，核发捕捞许可证，并按渔船主机功率如实贴附功率凭证。凡违反规定审批“双控”指标和发放捕捞许可证，或因组织领导、落实政策不力，弄虚作假，导致超标建造捕捞渔船或未完成核减任务的，由其所在地上级人民政府或农业部通报批评；对有渎职行为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在每年底前将本年度“双控”指标实施情况报农业部。农业部向全国通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的情况。
(二)落实政策,加快捕捞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渔民转产转业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落实好国务院关于沿海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政策。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鼓励捕捞渔民向水产养殖业、休闲渔业等二、三产业以及其它非渔产业转移。各级财政要加大对转产转业渔民的支持力度。各级计划部门要按照规划，加大对转产转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有关金融机构要在保全转产转业渔民未清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对渔业结构调整贷款的投放。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对转产转业渔民投资兴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给予积极支持。民政部门要及时做好生活困难渔民的救济工作，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渔民家庭应及时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没有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地区，应通过社会救济解决其生活困难。
(三)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渔船管理工作
渔船管理是整个渔业管理的主要环节，沿海各级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渔业船舶的管理工作。
有关金融机构应凭申请人提供的省级（含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准造证件，提供制造、更新改造捕捞渔船贷款或担保。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渔政渔港监督、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要进一步规范渔船建造和购置活动，渔业船舶建造单位必须凭省级（含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准造证件制造、更新改造捕捞渔船，渔业船舶的购置要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和审批权限办理相关手续，捕捞渔船的初次检验必须提供省级（含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有效准造证件。要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规定，加强渔船建造审批、检验、登记、许可发证等环节的管理。要完善渔船报废的相关规定，严格执行《渔业船舶检验条例》和渔船报废制度，对达到报废年限的渔船要严格按规定进行报废处理，凡违规检验超过报废年限渔船的，要依法追究检验人员的责任。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和完善渔政管理指挥系统，实现“双控”指标和捕捞许可的计算机网络管理，推进渔船管理现代化建设。要积极引导和培育渔业行业协会或渔民协会，充分发挥其在控制捕捞强度工作和渔船管理中的自我约束、监督作用。
(四)强化渔业执法，严格查处非法捕捞活动
沿海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快渔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3号)中有关将渔政渔港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依照公务员管理的精神，从根本上解决渔业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经费得不到保障的问题。各级财政要加大渔业执法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执法手段。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渔业执法监督，提高渔业执法人员素质和能力。沿海各级人民政府应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落实《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舶通告的批复》(国函［1994］111号)精神，组织有关部门，加大对“三无”渔船的查处力度，对渔船修造行业进行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无证捕捞和电、炸、毒鱼等非法捕捞活动。
2003—2010年海洋捕捞业船网工具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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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市） │ 2002年捕捞渔船总数 │ 2010年控制数 ┃
┃ 及海区 │ (不含专业远洋渔船)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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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船数(艘) │功率数(千瓦)│ 船数(艘)? │功率数(千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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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 │ 28441 │ 1086054 │ 24604 │ 9725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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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 1237 │ 46587 │ 1070 │ 417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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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 8406 │ 378335 │ 7272 │ 3387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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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 35363 │ 1472874 │ 30593 │ 1318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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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渤海区小计 │ 73447 │ 2983850 │ 63539 │ 267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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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 15089 │ 730370 │ 13054 │ 654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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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 725 │ 85416 │ 627 │ 76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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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34543 │ 3835696 │ 29883 │ 34347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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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 22924 │ 1560285 │ 19832 │ 1397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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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区小计 │ 73281 │ 6211767 │ 63396 │ 5562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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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 49659 │ 2218997 │ 42960 │ 1987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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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 14321 │ 732325 │ 12389 │ 655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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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 11682 │ 549692 │ 10106 │ 5496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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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小计 │ 75662 │ 3501014 │ 65455 │ 319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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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总计 │ 222390 │ 12696631 │ 192390 │ 11426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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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2002年各省(区、市)捕捞渔船和功率数，根据2002年全国清理整顿海洋渔船后的渔船数据库统计得出。包括国内大型捕捞渔船，但不含专业远洋渔船。
2.全国2010年的控制船数，以2002年的船数为基础，减少3万艘。各省(区、市)2010年的船数，按照全国减少3万艘的幅度(13.49%)相应减少。
3.全国2010年总功率数以2002年的总功率数为基础，减少10％。除海南省2010年功率数控制不超过2002年的水平外，其他各省(区、市)功率数，以2002年功率数为基础减少10.45％。
4.各省(区、市)2010年的船数和功率控制数，未考虑因捕捞渔船合法跨省买卖后造成的指标转移。
案情
王山与王水均为原安徽蚌埠市固镇县曹老集区磨盘张乡王巷村西郢组村民，后该村因行政区划调整，现更名为固镇县新马桥镇美城居民委员会。王水与蒋丽系夫妻关系。大约在1980年，王巷村首次进行农村土地承包改革，当时的西郢组（原称生产队）分为两个小队进行土地承包。王山与王水的父亲（现已去世）均分在第一小队。1981年4月，西郢生产队将第一小队又分成三个小组分割3.3亩地块名称为牛房场地的土地。这三个小组分别由王山、王水的父亲、王怀各带领一个小组。王山分到的牛房场地在王水父亲分到的牛房场地西侧。1987年，王水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及建筑工程许可证，建造了王水现使用的主房。宅基地使用证由固镇县曹老集区政府颁发，该证记载：户主为王水父亲，建房时间为1987年4月21日，建筑面积为5.5米乘8.5米，合计45平方米；宅基地面积为35米长，9米宽，合计215平方米；座落位置在磨李路南侧，生产路东侧；四至为东至王起、南至沟、西至路、北至路。建筑工程许可证由固镇县磨盘张乡人民政府颁发，该许可证记载的许可建筑面积及座落位置与该户宅基地使用证上记载一致。上述两证的发证日期中的月、日均有改动。1989年前后，该村组第二次调整承包的土地，即按当时的村组现有人口重新分配了可耕种的土地，但对第一次土地改革分配到各户的宅基地及本案诉争的牛房场地未作重新分配。2008年3月，王水、蒋丽在其主房西侧的牛房场地上建造猪圈，王山的家人以原是自家分得的土地为由上前阻止，后双方发生吵打，王山的孙子王团因故意伤害王水，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现王水、蒋丽已将猪圈建成。建成的猪圈后墙东西宽度为6.4米，紧靠该猪圈西山墙西侧有王水栽种的两棵大树，该猪圈东山墙东侧与王水、蒋丽主房之间东西宽度为5.4米，王水、蒋丽主房后墙东西宽度为9.8米，东邻王起。
审判
固镇县人民法院经再审认为：本案诉争的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所占用的土地最初为王山户分到的土地。1987年，王水的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允许该户使用的土地东西宽度为9米，该使用证同时还记载该户四至范围中西至生产路。现王水、蒋丽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占用的争议土地虽在该户宅基地使用证记载的四至范围之内，即在生产路的东侧，但其所建猪圈占用的土地已超出该户使用证上记载的允许该户使用土地东西宽度9米的范围。故本案双方当事人实质是对牛房场地上建猪圈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而非侵权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现王山与王水、蒋丽因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政府处理，该案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固镇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如下裁定：驳回原审原告王山的起诉。
评析
农村自留地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给本集体组织成员用于家庭副业并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从当初分配土地的政策上来看，农村自留地的规定最早散见于建国后全国人大、党中央、国务院、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后期逐步纳入法律的规定，现行《宪法》、《土地管理法》等都对农村自留地作了明确规定。《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同样规定：“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由此可见，农村自留地有别于宅基地、承包地，但均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自留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是让农户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当初分配自留地与承包地的主要区别是自留地不征收农业税，当然，随着党和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现在承包地也取消了农业税。从法律性质上讲，农村自留地等同于承包地，不同的是政府对农户承包的土地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包括对农户使用的宅基地也颁发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对农户使用的自留地至今未颁发过任何使用证书，导致农户之间一旦因自留地的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双方协商不成，只能找人民政府确权处理。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关注，政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不仅取消了各种农业税费，还制定了一系列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让广大农民倍感土地的珍贵，原本偏僻抛荒的土地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逐步升值，如有的地块因开发建设可能会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款；有的地块边因新修了道路或新建了街道而面临升值，因而争夺土地使用权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案就是典型的因新修了道路使周边土地面临升值，导致双方当事人对当初生产队分配给农户的自留地，即农户打粮食用的场地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引发的纠纷。
结合本案来看，原审原告王山与原审被告王水的父亲属同一生产队。1981年4月，该生产队分三个小组分割了3.3亩地块名称为牛房场地的土地留各农户打场所用，王山、王从云、王怀三人各带领一个小组参加分地，王山户分到的牛房场地（即本案诉争建猪圈所占用的土地）在王水父亲户分到的牛房场地西侧，王山户场地西侧是生产路。由于该块土地是自留地，王山户分到该块场地后无法取得任何权属证书，加之该块场地较小，王山户只使用二三年就搁置未再使用，生产队也未予收回再分配。1987年，王水父亲取得了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允许该户使用的土地东西宽度为9米，现经实地测量，王水、蒋丽两人仅主房后墙东西宽度已9.8米，该主房西山墙以西与争议建成的猪圈东山墙之间东西宽度为5.4米，建成的猪圈后墙东西宽度为6.4米，王水、蒋丽建猪圈占用的土地已超出该户使用证上记载的允许该户使用东西宽度9米土地的范围。但由于颁发给王水父亲在牛房场地上的宅基地使用证同时还记载该户使用土地的四至范围中西至生产路，这样该户的土地使用权又包括了原本分配给王山户现已被王水、蒋丽建争议猪圈占地在内的土地，尽管王水、蒋丽抗辩王水父亲曾用自家承包的桥门土地与王山的该块牛房场地互换，但由于王山否认两户有互换土地的事实，加上时代变迁，桥门地块土地早已被征用，两户互换土地的事实无法查证，且颁发给王水父亲的宅基地使用证长35米，宽9米，两项相乘其宅基地使用面积已超出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即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村民新建住宅，其宅基地的面积标准淮北平原地区，每户不得超过220平方米。综上，本案双方当事人实质是对在牛房场地上建猪圈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发生争议，而非侵权纠纷。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现王山与王水、蒋丽因自留地土地使用权发生争议，在多次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政府处理，该案已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以上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