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名作惠及吾辈??读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陈兴良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12:12:11 浏览: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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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作惠及吾辈 ——读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
陈兴良 周光权
教科书是一种不同于论文与专著的学术成果的载体。它的功能在于系统性地叙述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因而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这次翻译过来的《德国刑法教科书》是刑法总论部分，也是刑法理论的精彩之所在。从《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窥视李斯特博大精深的刑法思想，尤其是其刑事社会学的思想。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几点：第一，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阐释以及由此建构的刑事政策思想。李斯特以犯罪原因的二元分析著称，认为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李斯特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当然，李斯特也不是像迪尔凯姆为代表的社会构成学派那样，把人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将人消解在社会之中，而是强烈地关注个人，关注犯罪人，以此作为刑事政策的基础。李斯特指出：刑事政策首先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体的影响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一般来说，刑事政策要求，社会防卫，尤其是作为目的刑的刑罚在刑种和刑度上均应适合犯罪人的特点，这样才能防卫其将来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从这个要求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到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未来立法纲领发展的出发点。一种以犯罪人的特点为根据的刑事政策，是李斯特对刑事政策的最大贡献。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全面论述。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犯罪构成的理论占有重要篇幅。李斯特在犯罪特征的名目下，分别论述了作为行为的犯罪、作为违法行为的犯罪和作为有责行为的犯罪，这些论述都是经典性的，是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关于行为的界定，李斯特以主张因果行为论而著称。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我们看到李斯特对行为的如下界定：行为是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任意举止，具体地讲：这一任意行为能够改变外部世界，不论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作为，还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不作为。李斯特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李斯特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看法。第三，关于刑罚理论的系统表述。在刑罚论上，李斯特以目的刑主义著称，尤其是李斯特认为刑罚是有局限性的，对付犯罪，除刑罚以外还需创设保安处分制度。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李斯特设专章论述了保安处分并对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作了界定。上述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迪。
强调刑法对社会的意义，是贯穿于《德国刑法教科书》的一条中心线索，也是刑事社会学派的基本思想。李斯特认为，为了更好地保全社会，应当在运用刑罚手段惩罚犯罪的同时重视保安处分措施的社会价值。为了证实刑法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意义，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刑法的历史”问题。这与他一贯重视利用刑法保卫社会并行不悖。通过一系列的“知识考古”，李斯特意在证明：刑法史的起点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起点是一致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我们都可以发现对破坏共同生活准则，因而危害了种族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的反映。他的历史研究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命题：刑法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对犯罪的明确而有目
的的社会反应，是社会保全自身的基本手段，所以，任何一次刑罚的发动，都蕴含着特定的目的。刑罚是为了保全社会而对犯罪人所施加的教育，以促使其回归社会，所以应当特别重视对于犯罪人本身的改造，以预防其再犯罪；同时由于各个犯罪人对于社会的危险性以及其对社会的适应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特别倡导“刑罚个别化”的观念。今天，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李斯特的目的刑论比报应刑论更加积极：刑罚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刑罚着眼于未来的犯罪预防而不是过去的事实清偿。
通读该书之后，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将李斯特所阐发的“刑法对于社会的意义”这一命题继续展开？在中国刑法学界，近年来的理论兴趣偏倚于讨论个人权利的保障问题，似乎有一种拒斥“通过刑法保全社会”这一命题的矫枉过正趋势，刑法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刑法教科书中也一般不予讨论。所以，如何在利用刑法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顾及个人（尤其是犯罪人）的权利，是中国刑法学上现在和未来都必须正视的永恒话题。
陈兴良 周光权
教科书是一种不同于论文与专著的学术成果的载体。它的功能在于系统性地叙述本学科的基本原理，因而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这次翻译过来的《德国刑法教科书》是刑法总论部分，也是刑法理论的精彩之所在。从《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窥视李斯特博大精深的刑法思想，尤其是其刑事社会学的思想。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以下几点：第一，关于犯罪原因的科学阐释以及由此建构的刑事政策思想。李斯特以犯罪原因的二元分析著称，认为一个具体犯罪的产生均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使然，一个是犯罪人的个人因素，一个是犯罪人的外界的、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因素。在上述两个因素中，李斯特关注的是社会因素。当然，李斯特也不是像迪尔凯姆为代表的社会构成学派那样，把人放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将人消解在社会之中，而是强烈地关注个人，关注犯罪人，以此作为刑事政策的基础。李斯特指出：刑事政策首先是通过对犯罪人个体的影响来与犯罪作斗争的。一般来说，刑事政策要求，社会防卫，尤其是作为目的刑的刑罚在刑种和刑度上均应适合犯罪人的特点，这样才能防卫其将来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从这个要求中我们一方面可以找到对现行法律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可靠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未来立法纲领发展的出发点。一种以犯罪人的特点为根据的刑事政策，是李斯特对刑事政策的最大贡献。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全面论述。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犯罪构成的理论占有重要篇幅。李斯特在犯罪特征的名目下，分别论述了作为行为的犯罪、作为违法行为的犯罪和作为有责行为的犯罪，这些论述都是经典性的，是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关于行为的界定，李斯特以主张因果行为论而著称。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我们看到李斯特对行为的如下界定：行为是相对于外部世界的任意举止，具体地讲：这一任意行为能够改变外部世界，不论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作为，还是造成某种改变的不作为。李斯特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李斯特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看法。第三，关于刑罚理论的系统表述。在刑罚论上，李斯特以目的刑主义著称，尤其是李斯特认为刑罚是有局限性的，对付犯罪，除刑罚以外还需创设保安处分制度。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李斯特设专章论述了保安处分并对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关系作了界定。上述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迪。
强调刑法对社会的意义，是贯穿于《德国刑法教科书》的一条中心线索，也是刑事社会学派的基本思想。李斯特认为，为了更好地保全社会，应当在运用刑罚手段惩罚犯罪的同时重视保安处分措施的社会价值。为了证实刑法对于社会存在的积极意义，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刑法的历史”问题。这与他一贯重视利用刑法保卫社会并行不悖。通过一系列的“知识考古”，李斯特意在证明：刑法史的起点与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的起点是一致的。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个民族，我们都可以发现对破坏共同生活准则，因而危害了种族共同利益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性的反映。他的历史研究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命题：刑法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对犯罪的明确而有目
的的社会反应，是社会保全自身的基本手段，所以，任何一次刑罚的发动，都蕴含着特定的目的。刑罚是为了保全社会而对犯罪人所施加的教育，以促使其回归社会，所以应当特别重视对于犯罪人本身的改造，以预防其再犯罪；同时由于各个犯罪人对于社会的危险性以及其对社会的适应性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应特别倡导“刑罚个别化”的观念。今天，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李斯特的目的刑论比报应刑论更加积极：刑罚从根本上讲面对的是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刑罚着眼于未来的犯罪预防而不是过去的事实清偿。
通读该书之后，我们反复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应当如何将李斯特所阐发的“刑法对于社会的意义”这一命题继续展开？在中国刑法学界，近年来的理论兴趣偏倚于讨论个人权利的保障问题，似乎有一种拒斥“通过刑法保全社会”这一命题的矫枉过正趋势，刑法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刑法教科书中也一般不予讨论。所以，如何在利用刑法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顾及个人（尤其是犯罪人）的权利，是中国刑法学上现在和未来都必须正视的永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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